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新起點與新知識

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是近年來國際與國內研究的熱門議題，其基本內容是將心理學引入到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領域，研究如何通過好的政策工具設計或項目設計改變人的行為(human behavior)。通過研究人的行為來推斷人的心理活動🦹🏿‍♂️，又依據人的心理活動規律並運用政策幹預人的行為，這就是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研究的邏輯線索。簡而言之，就是以人的心理活動規律為分析的起點，以政策幹預改變人的行為作為政策目標的研究思路。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在民生領域應用大放光彩，尤其在健康、教育🤶、環保和儲蓄等民生領域通過設計一些調整人的行為的政策工具，更容易改變人的習慣或消除陋習👩🏼‍🏫，從而達到對人的最小幹預。

長期以來，公共管理與政策研究中“結構和過程”研究占據主導地位，這主要是公共管理與政策活動多數是由較為穩定的官僚組織體系所完成的，且將程序正義或流程公開作為基本要求。雖然也有以公共管理者或政策決策者和執行者為研究對象的理論議題，但是，並未撼動公共管理組織理論和公共政策過程理論的地位。正因如此，已有的公共管理與政策理論基本上是一種中觀理論，缺乏宏觀的大視野和微觀的精細化研究。然而，公共事務卻是復雜事務，既有涉及到國際和國家的宏觀層面事務，又有涉及到地區和組組的中觀層面事務，還有大量的關涉到小群體或個體的微觀層面的事務，這種特點為其他學科進入公共事務研究提供空間和機遇。

心理學被譽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之間的樞紐。近年來，一方面心理學走向應用，用於解釋人的行為的心理成因6️⃣，並冠以“行為科學”，畢竟人的所有心理活動都是通過行為顯示出來的，而人的行為是可以描述的；另一方面心理學與其他學科相交叉、相結合構建新的學科知識成為一條新路徑🍭👷‍♂️，如心理學與經濟學相結合新建起來了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等✋🏿，又如與公共管理與政策相關理論結合，產生了行為公共管理學與行為公共政策學等🪕。一時間，在個體層面的研究離開了心理學🦹‍♂️🐪，似乎就缺乏了對人的行為或社會現象解釋的科學性。

以人的心理活動為切入點對公共領域中的現象展開研究，並不是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所特有的，已有很多學科曾經都在做出此種嘗試🔉。在政治學中有政治心理學分支，在管理學中有組織行為學分支💺，在心理學中也有管理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分支，在經濟學中有基於人的有限理性假設的微觀經濟學🤾🏻‍♀️。西方政策科學創始人拉斯韋爾也曾經提出“政治精神病理學”和“戰爭中的宣傳技巧”，力圖將心理因素納入到政治、戰爭活動之中。這些已有的學科發展預示著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自創立的第一天就面臨著學科歸屬的爭議，即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究竟是屬於心理學還是管理學🦏。行為公共政策倡議者奧利弗（Adam Oliver）在其《行為公共政策起源》一書中就認為，行為公共政策不是起源於經濟學（尤其不是行為經濟學的翻版或應用），也不是起源於心理學🙏🏻，而是要通過構建“行為人”假設來創設行為公共政策學。

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之所以受到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熱捧，並非空隙來風；它既是知識體系發展的規律所致也是社會發展的現實所需。從公共管理與政策知識體系發展來看👕，上文已經提到“結構和過程”範式長期主導公共管理與政策的研究。結構和過程研究範式中又主要是以組織為研究單元，組織構成的基本要素是人，為了使組織能夠完成目標，就必須對組織中的人進行激勵；而要製定激勵措施就需要有人性（human nature）假設前提🧑🏽‍🔬，於是，就形成了組織微觀研究的“人性假設-激勵設計”的邏輯🔴。但是🚵🏻‍♂️，要把組織微觀研究的“人性假設-激勵設計”邏輯擴展到以社會為研究單元的宏觀結構之中🧑🏽‍🌾，就面臨著目標多元的挑戰🧔🏽。也就是說，在組織中每個成員的首要目標是實現組織的目標而非個人目標，而組織的目標則是明確的且較為固定的🐜；進入到社會宏觀層面，不僅政策本身的目標是多元而且政策目標群體中每個成員的目標也是多元的，這時候“人性假設-激勵設計”的邏輯就變得不能適應社會宏觀層面的復雜性；例如，為了減少碳排放🍛，需要居民減少石化油料的使用，製定和執行政策時就需要考慮采用懲罰還是獎勵激勵措施🍐，而要兩種措施就有不同的人性假設🧑🏼‍🤝‍🧑🏼。但是，無論選擇何種人性假設和何種激勵措施，其政策效果並不一定就會很好；因為常見的現象是🧑🏽‍🎤：“政府贊成的”恰好是“民眾反對的”🙅🏼，或者“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

為了調節人的行為🪔，也為了超越“人性假設-激勵設計”的邏輯⚠️，一些研究者開始尋求心理學的應用🍖，將應用心理學與公共管理與政策相結合起來，構建起“心理特性-政府幹預”的新邏輯🚣‍♂️。充分運用人面對情景時心理反應的特性，構建出幹預方案去塑造情景，引誘人的心理反應🤞🏻，然後引導人采取行動𓀀；從而達到幹預人的行為的目的，最終實現政策的目標。從心理到行動再到行為，在實踐中，它是一條很長的反應鏈；在理論上，這也是一條多個中間變量的關系鏈。由於過長的因果鏈會影響理論的解釋力，於是，研究者們發展出一門新的科學——“行為科學”🤔，然後再將行為科學與其他學科交叉起來🤹🏼‍♀️，形成新的知識體系🛥，如前文所述的行為經濟學👱🏽‍♀️、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等。當然，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研究興起並非只是理論工作者的智力遊戲，它也是社會或組織的結構形態變化所致🤲🏽。互聯網🏂🏻、快速交通和國際貿易與交流的勃興，使得整個社會不再是個體與組織二分👩‍👩‍👧，一種由組織與組織👨‍🎨、組織與個體🧑🏻‍⚕️👨🏼‍⚖️、個體與個體構成的關系網絡。不同形態的關系網絡成為社會結構的新形態👩🏽‍🚀，也推動社會正成長為個體、組織與關系網絡組成的復雜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個體的人依然是最基本的分析單位🧖🏼，但是，政府按照簡單的人性假設來設計激勵措施運轉關系網絡🫅🏼，從而實現政策目標的做法已經不夠了。政府要提升政策效果，就需要基於人的心理規律利用組織和網絡共同作用，以達到幹預人的行為和實現政策目標🤯。

本專刊共有三個專題🦥：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應急管理與社會治理以及公共管理知識體系。

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專題包括六篇文章，其中🧝🏻‍♀️🐵，《“滿意悖論”的探索性解釋🚵🏼‍♀️：反公共部門偏差及其機製》和《作為政策工具的數字助推🎲：理論🧃、治理實踐及其向善價值》兩篇文章屬於規範性研究，旨在評介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的前沿議題和構造新的分析框架🧧。《農村相對貧困人口的自我控製對跨期選擇的影響 ——基於過程與結果的分析》《製度嵌入與情感鏈接：駐村第一書記的工作軟激勵與積極心理建設歷程研究》和《衛生領域如何“騰籠換鳥”😕🧔？——行為公共管理視角下“三明醫改”政策作用機製的實證檢驗》三篇文章偏重於實證研究，旨在置於中國場景中運用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相關理論研究扶貧過程中如何從心理上幫助貧困戶脫貧和幫助扶貧人員完成高負荷壓力下心理建設，以及在醫療改革過程中政策作用的機製。《房地產納稅意願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於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一文盡管沒有直接提出運用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理論，但是其研究內容依然很契合行為公共管理與政策主題，論文提出，房地產稅是一種讓居民稅收痛感比較強的稅，通過定量研究發現基層治理滿意度和家庭納稅能力是居民納稅意願有正向影響，因此，加強房地產稅的“受益稅”宣傳和保證家庭納稅能力應該作為未來房地產稅方案設計的重要考量。

應急管理與社會治理專題包括五篇文章，其中，《應急協調的邏輯與模式分析：來自新冠肺炎疫情響應協調實踐的啟示》《官僚體製的失靈與超級治理機製的整治 ——新冠肺炎疫情應對初期的再檢視》兩篇文章是新冠肺炎疫情應對過程的經驗總結和反思，屬於當下應急管理討論的熱點🤿。《慈善政策體系對企業捐贈行為的影響研究》《公益項目中合作夥伴關系何以持續？對12期青年全球治理創新設計大賽項目的案例研究》和《區隔與撇脂：城市低保退出中的“經濟邏輯”》這三篇文章主要討論社會治理問題，其中🎲💭，前兩篇論文側重於慈善政策作用機製和公益項目運行機製💆🏽‍♀️👨‍💼，後一篇論文偏重於社會救助政策。從黨的十九屆的六次全會文件來看⛳️，應急管理也屬於社會治理組成部分。從實踐操作而言，慈善工作👅、公益活動和社會救助事務看似平時民生工作重要內容，在應急活動中也是重要內容🤵🏼‍♂️，甚至👩‍👧，成為決定應急處置活動成敗的關鍵。

公共管理知識體系專題包括三篇文章😉，這三篇論文主要從不同切口總結歸納出西方公共管理知識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的邏輯🤺。其中，《後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治理之道🟡：理論與現實》一文主要以“政治——行政”和“行政——管理”二分法梳理傳統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和公共治理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最終提出能否建立兼具行政和管理的新模式和新知識。《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的價值取向變遷及其演化邏輯👍🏼：基於範式轉換視角的比較分析》通過梳理西方不同時期的理論中價值清單發展理論的內在邏輯和發展方向🤵🏻。《 “嚴肅對待網絡”：西方公共管理實證網絡研究的知識圖景》一文運用文獻計量方法研究西方公共管理中網絡範式發展的脈絡和走勢。

本期專刊的書評介紹了《尋求關註：社交媒體時代的非營利組織倡導》（The Quest for Attention: Nonprofit Advocacy in a Social Media Age）一書，提出在社交媒體時代非營利組織如何創設“關註”議題，已經影響到非營利組織的生存🤽🏻‍♂️，因此🎑，“關註”成為社會媒體時代非營利組織研究的新範式。

最後⛹🏽‍♀️，本期專刊要特別感謝唐莉、李春成、張平、周淩一和陳醒等匿名評審專家，他們無任何報酬的評審為本期論文修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價值💂。

李瑞昌   

2022年0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