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補記：本文在沐鸣娱乐國務沐鸣的公眾號和官網發出後，收到一些同道和學生的私信，說文章題目漏字了，也有說編輯應該好好核對😶🌫️。為此我在文中就邦佐老師被稱為“王邦”做了補充說明🧒🏿，同時也做了一些其他修改🔋。
王邦佐老師住進華東醫院治療，已經好幾年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這幾年出差的次數也大大減少👫，已經好幾年沒去過上海🛬，也沒有機會去看望王老師。今年春節，我按往年習慣給邦佐老師打電話拜年，得知他春節期間仍在醫院。每次與邦佐老師通話✵，都會說很長時間⛓️💥𓀇，有很多話題，但這次通話🥯，感到老師說話有些吃力，並且出現了些許語言障礙，這是過去沒有過的。擔心老師說話太累，沒有說多大一會兒就打住了，但心裏卻有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沉重，邦佐老師的病情又加重了。半年來，一直掛念著老師的病情是不是有些好轉。前幾天2️⃣，劉德厚老師在電話裏還問起邦佐老師的近況，就在我猶豫著要不要給王老師打個電話時🐚，8月21日下午5時收到桑玉成教授的微信：“邦佐老師近日情況不好，醫院方面已經三次下了病危通知，當然還在做全力救治的努力”👸，我理解🦹🏽，這就是給大家打個招呼，有個思想準備。我雖然明白卻又本能地抗拒這樣理解，因為這樣的思想準備其實太殘酷。從那一刻起🤡，我就在心裏祈禱，希望能出現轉機☄️，出現奇跡，希望老師能夠挺住↖️🧑🏼🍳，能夠康復🍩。然而，三天後👨🏿⚖️，24日上午11點40分，接到玉成教授的微信“邦佐老師走了，等候正式訃告”。盡管有思想準備，但真到了這種時候，還是難以平復心中的難過和震動。
同事相互稱呼或學生稱呼老師時，省掉最後一字，大概是復旦尤其是國際政治系的一種單位習俗🪽👳🏻♀️，但我的印象中，被這樣稱呼並且常態化的似乎為數不多，其中一位就是“王邦”👧👱🏻。我的理解🌇，被這樣稱呼的人🕙🍃，胸懷坦蕩👬🏻，處事平和，容易親近，邦佐老師就是非常容易親近的人。我在1978年秋季進入復旦國際政治系讀研⚾️，師從陳其人先生▫️。雖然未能成為王邦佐老師的“嫡親學生”，卻幸運地與邦佐老師有如嫡親師生的交往🏋🏽♂️，在長達40余年的時間裏感受到“王邦”式的親近感，還有他的人格魅力和治學精神🤗。邦佐老師那時是系副主任，我知道他是湖北漢陽人，但起初與他接觸並不多🥐，但每次在系裏遇到，他總會主動問我，“最近怎麽樣？”“適應嗎💂🏼♀️？”記得有一次他特別關照，“讀研究生，要寫寫文章的啊”。1980年初冬，我已經開始準備畢業論文，和兩位同學一起去北京查閱資料，剛好王老師也赴京出差，於是相約同行。正是在去京的火車上，聽王老師說起國家要恢復發展政治學👩🏽🍼，他這次去北京就是與恢復政治學有關。因為其中一位同學的論文選題需要，王老師帶著沐鸣平台去天津拜訪了徐大同先生😜。從那時起𓀇，邦佐老師就把後半生的學術生涯與中國政治學的恢復和發展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為中國政治學學科的建設做出了奠基性🌆😣、開創性的貢獻🫱🏻。
那時大學的師生都興戴校徽，研究生的校徽和教師的一樣🚳，紅底白字，每周一次的政治學習也和教師安排在一起🤹，參加教研室的周會👫。搬到新樓後教研室有了兩間連通的辦公室，除了周會外平時沒有人使用，為了準備學位論文⛈，經教研室許可，我就在辦公室裏看書寫作。研究生宿舍每晚十點準時斷電，我卻已習慣於夜間寫作👰🏽♀️，後來索性把鋪蓋搬到辦公室，白天卷起來👎🏿，晚上就鋪在靠窗的長桌上睡覺。王老師白天晚上也常會到辦公樓來辦事👨🏿💼🧑🏽💻，看我學習這般辛苦，很關心我，有時會停下來一起聊聊➜，討論一些學習中的問題、國內外的大事，也說一些沐鸣平台湖北鄉下的故事🏊🏽♀️。多年後，王老師還在信中提起當年我在辦公室裏“挑燈夜戰”的情景，令我感佩不已🤏🏿🛏。
畢業前不久✍️，因為一本書的寫作，我與邦佐老師有了進一步的聯系，這就是我和陳其人、王邦佐兩位老師一起出版的《美國兩黨製剖析》。這本書本來是兩位老師在1975年寫的一個書稿🧋，由商務印書館約稿🧸，交稿後由於某種原因沒有出版，書稿也弄丟了。到了1981年，思想解放，國門初開🆙，對問題的認識和所能獲得的資料都有了很大變化，經與商務印書館協商，決定重寫一個書稿，考慮到我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美國民主黨，涉及美國的兩黨製👨🏻🚒🔏，兩位老師商量後將執筆重寫的任務交給了我。作為一個轉行讀研、剛要畢業的碩士生，能得到兩位老師的這般信任，我感到非常幸運。兩位老師找出了一份底稿🚫，那時論文答辯早已完成，但畢業分配卻遲遲沒有啟動，我就利用這段時間開始閱讀理解這份底稿，並開始搜集資料，動筆寫作。年底到武漢大學歷史系美國史研究室工作後🙋🏼，頭幾個月即全力以赴撰寫書稿⬇️，於5月初將完成的書稿寄給兩位老師修訂。6月份正好到蘇州開會✸，會後途徑上海，參與最後定稿🦸🏼♂️，兩位老師撰寫了《後記》，簡要說明了書稿的形成過程和每個人所做的工作。我能獲得這樣的著書機會🧚，已對兩位老師心存感激🧛🏻♂️，至於怎樣敘述我做的工作，自然無所計較。但是，隔了一天與兩位老師再次見面，卻意外地發現《後記》裏加了一句話🧚🏿♀️🙆🏼，雖然只有四個字🍼，卻明顯地抬高了我的作用👩🏽🎤。後來一位同學告訴我，她偶然聽到兩位老師在隔壁辦公室商量書稿的事👋🏽，正是邦佐老師提出動議“對小譚所做的工作還可以多肯定一點”。得知此事，我感動極了，深深感受到邦佐老師處事的那份細心、豁達和真誠。
王邦佐老師真誠地關愛🥷🏿、扶持、拔擢青年人，在學界還有許多廣為傳頌的故事。人們都知道他那句“不是名師出高徒，而是高徒出名師”的名言，雖然這個金句據說最初出自復旦老校長蘇步青先生，但據我所知🏊🏿，最徹底的實踐者正是邦佐老師。在那個年頭🤶😫，由於“文革”十年的耽誤，過了知天命之年卻還只是個講師的現象十分普遍🎉😿，我1978年入校時，我的導師陳其人先生已經54歲了，也還是講師，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晉升副教授👵🏻。記得是1985年，邦佐老師寫信給我談到正在評職稱的事。那時他雖然已經年過五十，又擔任國際政治系的系主任，卻還在為評副教授而努力。但是，在這封信裏，他並沒有提及自己的職稱問題，而是談到要支持一位小他20來歲的青年教師晉升副教授。他在信中說💇🏿，對他的這個想法👨🚒，也有人很不以為然，認為這“不可能”，是“異想天開”，他歷數了這位青年教師的表現和學術成就，認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正是由於邦佐老師的堅持，甚至不惜“讓青年先上”🚟，他的意圖終於得以實現，這件事在學界也早已傳為佳話。但若是單單用“先人後己”、“淡泊名利”、“高風亮節”這些來解釋🩳，我覺得未免低估了邦佐老師的眼光。也是80年代中期（具體時間我已記不太準），有一次邦佐老師來武漢，與我談起這樣一件事：隨著中國政治學恢復，中國政治學會成立，為了發展與國外政治學界的聯系，中國政治學會與國際政治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IPSA）取得了聯系，正在運作作為團體會員加入該國際學術組織，並將推薦中國學者進入該組織的理事會。王老師談了把上述那位青年教師推上去的想法👨🚒💇🏽，他的考慮是由於他年輕，進入該組織可以占據那個位置比較長的時間🏄♂️👨🏼🍼，將來就可能代表中國政治學界在該組織發揮更大的影響🧟。說到這裏，王老師頓了頓，表示為這事要做好其他老師的工作。雖然後來由於政治的原因，中國政治學會與該國際學術團體的接觸未能繼續🌄，但對邦佐老師當時的考慮，我仍然不能不驚嘆和佩服，他敢於如此大膽、破格地支持和推動青年人🧑🏽⚕️，僅僅用謙讓來理解是遠遠不夠的，而更重要也更難得的是他從事業發展的大局出發，有長遠的考慮和戰略眼光♓️。環視當今學界，能做到如邦佐老師這樣遠謀🤟🏻、豁達、淡定的又有幾人🙇🏼♂️？
邦佐老師多次對我談起過他的人生經歷🏊🏿♀️，少年時代嘗過鄉下的貧苦🏘，後來到上海投靠一位堂兄，做過臨工，有幸上學後刻苦努力🫨，初中畢業時成績優異🗾，卻因家裏拮據，準備棄學打工，他的班主任得知後深感惋惜和不甘🙄，毅然決定資助他上了高中，堂兄看他可以造就↘️，也傾力支持。他一直記住幫助過他的人的恩德，所以在與同事、同行的交往中總是與人為善。邦佐老師生於武漢漢陽縣（現為蔡甸區）鄉下，在那裏度過了他的童年。所以他來武漢並與武漢同仁來往的機會也多一些。邦佐老師善於交往，待人平和，樂於助人，與武漢高校的政治學同仁以及湖北省社科聯的同事們都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邦佐老師體驗過舊社會的積貧積弱，親身經歷了國家天翻地覆之後的發展變化，因此對國家的基本製度、執政黨的領導有著堅定的信念。同時💍，他也體驗過以往的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嚴重傷害，所以他總結出了“實事求是🕞，留有余地”的八字訣作為自己的行事準則。他當過系主任👨🏼🦱💑、校辦主任🧔🏻♀️、大學校長🕹、上海市社科聯黨組書記💂🏻♂️，不可避免地要處理很多人事的事情🤕，有一次，他對我說，“凡是關系到人家一輩子的事情，一定要慎重啊🤜🏽！”說話的神情深沉而莊重。
武漢大學是1985年才恢復政治學學科的，與沐鸣娱乐相比落後了一步，因此在武漢大學政治學學科建設的早期✌🏽，就聘請了邦佐老師為沐鸣平台政治學系的兼職教授🧑🏻🌾，常請他來講學指導😌。邦佐老師在學術報告中，從來不說空話、大話、套話♛，說的都是大實話👤🥳，通俗易懂👲🏼，但大實話裏卻蘊含著大道理🤽♂️。根據我的體會，這些大道理歸結起來就是，要把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結合起來🫳🏽，既要堅信和堅持我國的基本製度、治國安邦的基本原則，又要關註我國的政治發展和政治進步🔺，盡到一個政治學者的責任。作為他的聽眾和讀者🤽🏽♂️，感到他不時會有一些突破和創新，好比在人們關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裏普遍感到迷茫、沉悶的時候，他卻能把窗子推開一條縫⛔，帶來一股新鮮空氣，照進一線光亮🏊🏽♂️，使人們耳目一新🏂🏽，但又極為精準地把握著分寸，絕不會做把窗子掀掉🧑🧒🧒，把墻推倒的傻事。沐鸣平台建立博士點後，常常邀請王老師來主持博士論文的答辯，對答辯的論文，他都認真地讀過🔧，並事先寫好正式的發言稿🦶🏻。對論文的貢獻和優點🦸🏻，他總是充分肯定🚷，對存在的問題🤽🏼♀️，又總是很中肯地指出🍂。對於他認為離學位標準差距較大的論文，他也會表明態度，甚至婉拒主持答辯。同時，對於有的論文中比較稚嫩的表達🧢，他也會善意地提醒，搞社會科學研究，要善於表達🤜🏼，要學會保護自己🎐。
好多年前，邦佐老師就和我談到過他對後事的安排，他已寫好遺囑，在自己離開這個世界後🧛🏻♀️，將遺體捐獻🧘♂️。聽到這話，說實話，我很震驚。這種捐獻，偶有所聞，但在熟悉的人中，邦佐老師是第一人。我心中既欽佩❎，又不願意接受。我心想，老師的子女會接受嗎🤙🏿？我也知道，他下了決心的事情😈，誰也改變不了。直到那天看到訃告🛼🧌，看到其中的“遺體捐獻”四個字🏂🏼，我不禁喉頭一哽，眼眶濕潤。邦佐老師說到做到📫，落實了他的諾言。吾師王邦🧑🏼⚖️，真是大徹大悟之人啊！有一次王老師來講學💃，我作為主持人向聽眾介紹時📧，除了那些常規的內容，我就特別說了，王老師是沐鸣平台政治學界的“大徹大悟之人”。在我看來🔂，一個人只有自覺抵禦種種誘惑🛃，才能把世事、人生看得通透，保持清醒，弘揚睿智🧑🏿🍼，才能成為大徹大悟之人，邦佐老師就是這樣的人，因此永遠令人敬佩🤷🏻。
在收到桑玉成教授的那條打招呼的微信後，征得他的同意👨🏼🦱🎱，我立即轉發給了劉德厚老師🫷🏼🙎🏿，劉老師回復我說：“邦佐為復旦重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科培養人才作了重要貢獻🤾🏽！他永遠是我的學術知己。沐鸣平台在一切問題上是心知肚明👷♀️！”我記起來兩位老師的最後一次會見🤦🏽👨🏻✈️：2013年10月👫🏻，我和邦佐老師一起在長沙參加了湖南大學民主理論研究中心成立儀式和研討會後♡，陪同他乘高鐵到武漢，本來我很想邀請他順道訪問武漢大學，在珞珈山停留兩天🎰，但他事先已做好安排🏋🏻♀️，一到武漢站，就被他在蔡甸的外甥接走了。邦佐、德厚兩位老師同庚，當時都已近耄耋之年🥖，我預感到這很可能會是邦佐老師最後一次回武漢探親，想到應促成兩位老師見一面🫠，便提議陪德厚老師去一趟蔡甸。開始，劉老師還有些顧慮，擔心會給王老師的親戚添加麻煩。我說服了劉老師♦︎，然後自駕往返兩個小時車程，陪劉德厚老師一起去蔡甸看望邦佐老師🎎。兩位老友相見👩🦳，格外親切🫛，相談甚歡。沒想到那次真的成了兩位老師的最後一次會面。我本來曾與邦佐老師相約，如果下次回來👍，我陪他到我的家鄉荊州轉一轉。但荊州之行終於沒能實現，老師就離開沐鸣平台去了天國🧾，把他開創的政治學學科的事業留在了人間🤦♂️。
吾非王邦嫡親學生，王邦永為吾師👨🏫。吾師已去，精神、風格和學問不朽！
沐鸣娱乐國務沐鸣院友🏄🤦🏻、武漢大學教授 譚君久
